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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保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云冈石窟

  武州山南,十里河北,云冈石窟静静伫立了1500多个寒暑春秋,依旧气势恢宏。
  5月11日傍晚时分,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是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代表了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1961年3月,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利用都十分关心,而且提出了具体要求,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的信心。”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表示,一定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解决好云冈石窟千百年以来的风化问题,让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更深入透彻、科学严谨,使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更好地呈现出来。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石窟寺,开凿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时代,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郦道元《水经注》描述其盛况云:“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云冈石窟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最具西来样式,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后期营造的石窟又引领了中华佛教艺术本土化、世俗化、民族化的新风尚,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
  多年来,文物部门对云冈石窟一直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精心守护着这座人类文明的瑰宝。
  云冈石窟的保护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成立的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成立了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开始专门负责石窟的保护管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云冈石窟保护会议”,拉开了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序幕。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云冈石窟视察时指出:“云冈石窟要三年修好”。为此,1974年至1976年,云冈石窟首次展开了三年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程。
  “三年保护工程”的实施,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基本上解决了主要洞窟及雕像的稳定性问题。同时,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解决石窟的科学保护等问题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这次保护维修中应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受到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嘉奖。
  第二次大规模的保护维修是在1992年至1997年间,云冈石窟编制了《云冈石窟规划》和《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条例》,进行了“八·五”维修工程。通过维修工程,完成降低窟前地面和窟前考古发掘项目,修建了第8窟窟檐,建设云冈崖顶保护性围墙,对第14窟、第40窟至45窟进行加固,对昙曜五窟及西部第30窟至45窟的前立壁、第9、10窟崖壁进行环氧树脂灌浆和小锚杆的加固,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针对云冈石窟顶部渗水问题采用铺设土工布的方法进行了防渗水工程。“八·五”维修工程,很好地改善了石窟的保存现状,为后期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大同经济社会发展,云冈石窟的保护也曾面临挑战。“20世纪90年代,距离云冈石窟仅350米的‘一○九’国道云冈段车流量与日俱增,大吨位煤车川流不息,给云冈石窟石雕的保护带来威胁。洞窟石雕,特别是裸露在外的佛像,身上均是厚厚的煤灰。”张焯说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至1999年间,财政拨款2.6亿元,在距离石窟1500米以外,建设一条全长约30公里的运输新线,将原有公路开辟为云冈旅游专线。“一○九”国道的改线,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和大同市旅游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时代,云冈石窟在原有保护的基础上,保护维修工作更加系统有效,逐步实现对石窟的科学保护,最大限度保持石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002年,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启动。2007年,进行西部窟群防水试验工程,当年成功地阻挡了90%以上的渗水,次年再无渗水。2012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实施了“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历时3年完工,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风化的问题。该工程是云冈保护史上第一个立足于文物本体的全方位综合性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有效改善了云冈石窟文物保存状态和保存环境。
  张焯介绍,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先后组建了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彩塑壁画保护研究室、数字化室、遗产监测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室等,云冈石窟本体保护全面转入防渗水、防风化治理和日常维护。在保护好云冈石窟本体文物的同时,还支援国内兄弟单位的文物保护工程。特别是云冈数字中心,利用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据,开展洞窟复制试验,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联合,编制全国石窟寺高浮雕数字化行业标准。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武汉大学等联合,成功完成第3、12、18窟等比例复制,开创了大型文化展陈品快捷运输、安装的新途径,迈出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第一步,成为宣传云冈的窗口。
  云冈石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保护与研究的艰难起步,到近年来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的不断深化、成果迭现,展现出人类文明瑰宝的熠熠光芒,体现了一代代云冈人筚路蓝缕的不懈努力与卓绝付出。

建立“云冈学”学术研究体系

  在保护的同时,云冈石窟的研究也在有序展开。
  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云冈石窟,挖掘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拓展了云冈石窟学术思维,在宣传和弘扬云冈石窟文化,普及云冈石窟知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云冈石窟研究院深挖云冈文化内涵,在文物、宗教、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建筑、历史、地理、民族、民俗、地质、岩石及维修保护和生态保护等方面逐步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云冈学’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张焯告诉记者,“在此背景下,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词典》《平城丝绸之路论文集》等多部著作,并着手策划编撰《云冈石窟调查报告》、《云冈石窟分类全集》和《云冈石窟装饰图案全集》等著作。”
  最初的云冈石窟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此后,1933年9月,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发现《金碑》,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2006年,张焯所著《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成为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
  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历时七年,编撰完成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全集》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代表了国内“云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云冈学”的正式确立。
  云冈石窟在考古发掘研究上也取得重大突破。2008年至2011年,为配合云冈石窟窟顶防渗水工程,研究院对云冈石窟窟顶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西部窟顶发现北魏塔庙遗迹1处,在第5、6窟窟顶,发现1处北魏寺院遗址和辽金铸造工场。这种山上寺庙、山下石窟的建筑形式,在全国属于首次发现,该项目获得“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于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张焯表示,让“云冈学”向纵深发展并发扬光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云冈石窟研究院将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前行。

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对于我们‘云冈人’,这一刻终生难忘;对于云冈石窟,这一刻要载入史册。”说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张焯仍十分动情,“亲身跟随陪同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真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深情,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指明了方向,云冈石窟研究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一系列工作。”张焯说,要在继续加强对云冈石窟的精细化保护的基础上,深挖云冈文化艺术内涵,持续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将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张焯介绍,接下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将构建“云冈学”基本框架,明确研究定位与研究领域,确定研究方向,细化学科分类,设定具体课题。辑录出版10卷本《云冈石窟分类全集》,同时编纂《云冈石窟内容总录》。
  同时,为加强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国际交流,云冈石窟研究院将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联合,召开云冈佛像修复技术论坛。在国内外举办“云冈艺术大展”,使云冈艺术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还将加强云冈装饰图案和魏碑书法研究,努力打造大同特色形象和文化产品。筹划设立“云冈学奖励基金”,以表彰在推进和弘扬“云冈学”发展中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筹划创办《云冈研究》期刊,打造云冈学学术研究阵地,提升云冈石窟的学术影响力。与高校合作,专设云冈学专业,实施校企联动,培养云冈学研究专业人才。
  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将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和高校院企联系,在学术研究、科学保护、传承利用、人才建设上开展全方位合作,培育国家级科研基地、研学基地,锻造一支能力强、素质好、层次高的科研队伍,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和优秀工匠,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石窟研究院。
  为做好丝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将规划建设“云冈峪历史文化长廊”,整合沿线35处文化遗存,做好保护和展示开放工作,适度分流云冈石窟参观游客,缓解云冈石窟参观压力,努力实现与右玉西口文化和内蒙古昭君文化的有机衔接。 (李瑞)

(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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